【人物名片】

刘国恩，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经济管理学部副主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长江学者、学术委员会主任，北京大学中国卫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同时兼任国务院医改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美健康二轨对话中方召集人，中国药物经济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以及联合国秘书长特别顾问Jeffrey Sachs领导的《可持续发展行动网络》领导委员会“人类健康”组联席主席。

刘国恩教授曾执教美国南加利福尼亚大学，美国北卡大学，以及北大光华管理学院。他曾当选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主席，国际医药经济学会亚太联合会主席。

【人物简介】

他是知识改变命运的鲜活例证。他是中国第一位羌族留美博士，全凭一颗求知求索的赤诚真心与救死扶伤的少年梦想，实现从赤脚医生到卫生经济学家的跃升，并成为研究中国医疗体制改革的领军人物。

他是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2003年从海外引进的著名健康经济学家。在美国分别师从著名的健康经济学之父格罗斯曼教授（Michael Grossman）教授和国际卫生经济学大师萧庆伦教授（WilliamHsiao），在43岁时获聘美国北卡大学终身教授。

他少年时代的梦想是能穿上白大褂，成为一名专门给百姓看病的好医生。在乡村当赤脚医生的经历更让他埋下立志为村民治病、救死扶伤的初心。

如今，他不忘初心，逐梦前行。随着他在专业领域的学术成就发展迅速，他的初心逐渐转化为专业报国理想——将所学的西方卫生经济学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医疗卫生实践领域，推动中国医疗卫生和健康事业的发展。

他，就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长江特聘教授刘国恩。

【人物访谈】

一、赤脚医生经历让他埋下救死扶伤的初心种子

刘国恩教授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但很少有人知道，刘国恩在考上大学之前，曾做过赤脚医生。

1976年，刘国恩作为村上现有的文化程度最好的年轻人，被选为赤脚医生。而且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做赤脚医生已是刘国恩当时最好的选择。

“第一，我可以发挥所学的高中知识，学以致用。第二，有人生病时，我可以从农田走到房间给人看病，能从繁重的农活中稍微歇一会。”刘国恩说，“那时候的‘赤脚医生’就是一边劳动一边当医生，没有人生病你就是农民，有人生病你就给他看病。还是要靠劳动挣工分，同时生产队会因为你给人看病了，给你增加一些额外的工分。”

当上赤脚医生的刘国恩一干就是一年半。这一年半的时间里，刘国恩给村民们看病打针吃药，治疗感冒、发烧、牙疼、拉肚子等，在实践中用心摸索出的“打针不疼”等技巧也深受小孩子喜欢。做到这一切对于一天医都没学过的刘国恩来说其实并不容易。

刘国恩笑着回忆，“当时行医全凭虚心向当地的老中医学习请教、向极其稀缺的书本学习、向动物学习。此话怎讲？当时做赤脚医生其实是人兽医双职一肩挑，治疗方法常常要在动物身上先尝试、找经验。”

就这样，有高中文化、天资聪慧又善于学习的刘国恩成为了深受村民欢迎的赤脚医生。这一段经历也让他埋下救死扶伤的初心种子，在之后的求学路上，他曾质朴憧憬未来，满心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在县医院当医生，这样就能给远道而来的村民看病，让他们能得到医生及时关爱和治疗，从而帮助人们解除疾病疼痛。

二、永远难忘的1977年高考 怀着从医理想参加高考却被数学专业录取

2018年，中国迎来改革开放40周年。说起41年前那场改变人生命运的高考，刘国恩至今依然记忆犹新。

1977年底，国家决定恢复全国高考，为刘国恩那一代青年人再次提供了能够进一步学习和发展的机会。

刘国恩回忆道，1977年10月份知道中国要恢复高考消息后的那种激动和感慨，“今天想起来真的是永生难忘。因为当时我除了当农民兼做赤脚医生，没有更好的发展出路。”

在历史的风云变幻中，刘国恩非常幸运地赶上了1977年高考。他清楚地记得，“1977年的高考是在冬天12月。从10月份知道要高考到12月参加考试，中间不到两个月时间复习准备，书本稀少，就用手抄，真的是争分夺秒。”

事实上，一个大的时代背景是，高考通常是全国一年的考生参与竞争，而77级和78级，是全国攒了十年的初高中应往届毕业生，他们中的很多人，在农村煎熬着青春，而高考是他们唯一的回城机会。一个人的人生，以大学为界，从地下到天上，只有77级、78级可以做到。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常用来形容高考录取率之低。1977年、1978年恢复高考时的残酷真正能配得上这句话。2014年全国大学录取率是74%，而那两年，分别是5%和7%。

1978年1月，刘国恩在1977年的高考成绩出来后，成为县里首位被通知参加体检和填报志愿的幸运儿。在他能够填报的9所学校里，他填写的全都是与医学有关的学校。

“我当过一年半的赤脚医生，当时很朴素的一个想法就是一定要发愤图强，毕业以后能回到县医院为全县人民治病。于是，我毫不犹豫填了三所重点的医学院、三所普通的医学院和三所中专护士学校，那时候并没人给我指导，我自己觉得这就是最优选择。”刘国恩说。

结果，命运和刘国恩开了个玩笑。1978年1月开始下发录取通知书，第一批重点、第二批普通、第三批中专的学校录取通知中都没有他的名字。后来才知道，没有拿到9所学校通知的原因是因为政审缺失。不幸中的万幸，在补了政审材料后，1978年2月，刘国恩收到了西南民族大学寄来的录取通知书，被分配到数理化系的数学本科学习。

没能进入医学院校学医深造，好在西南民族大学张开双臂接纳他。“百感交集、五味杂陈、天无绝人之路、喜出望外……这些词汇好像都不足以形容当时的心情。”刘国恩说。在那个只有进大学读书才能有出路、才能改变命运的年代，刘国恩崭新的人生道路就这样在悲喜交加中重新开始了。

三、在美国与健康经济学结缘

“从上大学之后一切就比较顺利了。”刘国恩笑言。顺利的背后是持之以恒对知识的渴望、对社会发展趋势的思考与对相应学科的探索。

进入西南民族大学数学系学习后，刘国恩敏锐感受到，中国当时正处于改革开放初期，经济管理领域特别需要同时也特别缺乏人才。于是，刘国恩通过自学经济学，成为西南民族大学第一个考上的研究生，顺利进入西南财经大学统计系计量经济学专业进一步学习，并在毕业后留校任教。1986年，国家公费留学计划在各高校青年教师中选拔优秀人才去国外留学，刘国恩经考试选拔，成为西南财经大学由人民银行公派留学的第一个留学生，于1986年到美国城市大学研究生院攻读经济学博士，师从系主任、健康经济学之父格罗斯曼（MichaelGrossman）教授，并坚定选择与医学有关的健康经济学作为自己终身从事的经济学研究方向。

谈到赴美攻读经济学博士时如何结缘健康经济学，刘国恩说起一个细节。在当时对美国大学的经济学科了解极其有限的情况下，他想到了给曾经学习过的中译本《计量经济学基础》教科书的原作者、美国计量经济学家古扎拉蒂（Damodar N. Gujarati）教授写信，将自己当过赤脚医生、学过数学、经济学等经历告诉教授，咨询有没有把医学和经济学结合在一起的学科。正是在这次咨询中，古扎拉蒂教授向刘国恩推荐了纽约城市大学研究院执教的健康经济学格罗斯曼教授。

就这样，1986年，不远万里到美国求学的刘国恩听从古扎拉蒂教授的专业建议，在纽约城市大学开始了跟随格罗斯曼教授学习健康经济学的征程。

在信息获取不像今天这样畅通发达的上世纪八十年代，能够想到写信咨询业内权威专家对自己的学术方向指点迷津，是多么及时睿智的选择！刘国恩的学术敏锐、应变与思考力不禁令人由衷赞叹。

四、海归经济学家刘国恩的专业报国理想

在美国求学、工作的过程中，刘国恩最开始立志为村民治病、救死扶伤的初心，转化为日渐明晰的专业报国理想，那就是：将所学的西方卫生经济学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医疗卫生实践领域，推动中国医疗卫生和健康事业的发展。

1991年，他在纽约城市大学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以后，又进入哈佛大学深造，追随国际上研究中国卫生经济的学术权威萧庆伦教授继续博士后研究。

1994年初，由于崭露头角的潜力和研究，刘国恩受聘于美国南加利福尼亚大学，担任助理教授，开始了第一份美国大学的教职。从这时开始，刘国恩的学术生涯发展迅速，并且成果显著。1995年， 刘国恩被中国国家卫生部聘为顾问，主持了多项国家项目，如，关于中国医疗制度改革——社会保障体系、中国农村及世界贫困地区农村人口医疗问题等。

2000年，刘国恩接受美国公立大学中资格最老的北卡罗纳拉大学（简称“北卡大学”）邀请，受聘终身教职。同年，刘国恩应邀出任国际药物经济学会（ISPOR）的官方旗舰期刊《Value in Health》（SCI）副主编，也是美国第一位亚裔学者担任此职。

2003年，时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的张维迎到美国与刘国恩见面，邀请他回国开创新事业：回国执教，更好填补中国经济管理学领域没有卫生经济学的空白。2006年，刘国恩完全辞掉美国北卡大学的终身教职，全职进入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回国执教至今。

2013年，刘国恩教授从北大光华管理学院调入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同年，他开始担任国际健康经济学的顶尖SCI期刊《Health Economics》副主编。

在健康经济学等专业学术领域，刘国恩常常具备惊人的敏锐与思考力。同时，从决定回国以专业报效祖国的那一刻起，刘国恩对生活又时刻都保持一种钝感力。事实上，他在学术上的聪慧与敏锐也同样存在于生活中。

“感恩北大给了我机会在祖国高校从事更有意义和价值的教研工作。回国以来，无论遇到什么问题和挑战，从未后悔过回国服务的决定。事实上，我更庆幸在不惑之年做了这次正确选择，因为有机会亲身参与助推自己国家的文明建设和健康发展，个人付出的任何代价都非常值得。”刘国恩笑着说，“但回国需要调整适应国内情况的地方常常都有。钝感力不是要对生活麻木、失去感知，而是要在知晓生活中的缺憾后仍能理解甚至宽容以待，并尽力推动往好的方向发展，比如提高社会成员的人文素质、国家和政府的制度建设等。“

五、用学术推动医改与健康中国

2018年是新医改推进的第十年。2009年3月，以中共中央、国务院公布《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为标志，新一轮医改正式启动。

2016年8月，在时隔20年后召开的最高规格的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确立了《健康中国2030规划》的宏伟蓝图。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大会主旨发言中强调，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已进入深水区，到了啃硬骨头的攻坚期。刘国恩教授应邀出席了此次会议。

刘国恩认为，自2009年以来，随着医改的全面推进，以及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国家医改在很多制度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并取得了一些阶段性进步。特别值得肯定的是，得益于国家公共财政的投入贡献，中国建立了覆盖95%以上人口的全民基本医保制度，绝大多数居民因此受益。

肯定新医改取得成绩的同时，刘国恩也坦承国家医改仍面临很多难题挑战，人们看病难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显著改善，医保支付模式仍然面临相关方的利益冲突问题，从而导致用药不合理现象普遍存在，医患结盟骗取国家医保资金事件时有发生。此外，财政投入不断增加的同时，卫生总费用快速上涨，居民自付负担降低程度尚存争议。

刘国恩谈到，现在大家都非常关心如何遏制过度医疗，对公立医院实施严格控费等问题。今年5月31日，国家医疗保障局正式挂牌。新成立的医保局也成为业界关心的焦点。

医保制度完善的难点和关键在于，支付医院服务的体系、手段和模式，如何让医疗服务供给方和医疗服务需求方都能受益。

事实上，统一医保监管，控制医疗机构不合理的医疗费用支出，确保医保基金安全、健康运行，是新成立的国家医保局的主要目标和职责。目前，国家医保局正在研究制定“关于建立健全医疗服务价格动态调整机制的指导意见”，同时还将推出医保用药目录动态调整。

如何改革支付医疗机构服务的方式是一个方面。同时，刘国恩认为，“医保局还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需要和参保居民算一本账，哪些药品和技术服务应该进入医保报销，报销多少，这是全民能从医保中得到实惠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这些决定需要更多健康经济学的成本效益分析的支持，才能做到科学决策。”

六、医疗服务供给侧改革是医改中最难的一个攻坚战

刘国恩特别强调了医疗服务供给侧改革的重要性和艰巨性。他认为，医疗供给侧改革是医改制度安排必须长期面对的一块硬骨头。医疗服务供给侧改革需要跟进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的步伐，否则医疗卫生体系的有效运行就会打折扣。“在医疗服务供给侧的改革中，人的改革可能是最难的部分。因为几百万医务人员的想法很难统一，因人而异的多元诉求是主要特征，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工程，但一定要往前推进。”

刘国恩认为，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建设包括两大部分，一部分是关于全民的公共卫生领域，涉及到全民健康的促进维护、重大疾病风险的防控等，这部分工作能够更好发挥政府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因此政府可以大有作为，更好推进监管、干预、管理服务作用。

此外，还有另一部分是个体层面的临床医疗服务问题，它的个性化很强，公共性很弱，很难靠政府的力量去满足个体个性化、多样化需求。因此，在个人的医疗诊疗方面，要引入竞争机制，应充分发挥非政府的社会力量的比较优势，让它们为个体提供更能满足个性化需求的服务。

刘国恩认为，分级诊疗是目前医疗服务供给侧改革中亟需落实的一个问题。现在整个医疗服务体系长期处于公立医院一家独大的一个状态，不是靠市场竞争完成的资源配置，人、财、物、技术等都越往上越集中，是一种上大下小的服务体系。要改变这种上大下小的倒金字塔的结构，实现分级诊疗，大力发展初级诊疗，也就是社区医疗、全科服务。全科大夫不能处理的，转到专科，专科处理不了的疑难重症和住院服务再到三级医院诊疗。

刘国恩说，要解决医疗服务供给侧更好对接市场需求的问题，必须开放市场，鼓励社会力量办医，充分发挥市场促进医疗资源配置效率的决定性作用。同时还需要解放广大医生，使之成为可以在全社会自由流动的医学人才。

从十八届五中全会首次将“健康中国”上升为国家战略，到2016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发布《“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再到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健康中国战略”，无不彰显“健康中国”作为一项重要制度安排的地位。

刘国恩认为，“健康中国2030”蓝图非常宏伟，要将蓝图落实到具体行动当中，需要各部门全力参与配合，这是一个巨大挑战。建议各相关部门能够将实现“健康中国2030”目标的各项举措能细化到各部门的考核指标体系里，能够将各行业的发展与国民健康的关系形成各行业的一个标准，以便进行考核与衡量，以更好落实“健康中国2030”的蓝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