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药咖】北京大学刘国恩教授:发展药物经济学,管理好医疗卫生成本,让社会和企业的利益都得到保障!

2019-06-12 08:57:00 来源:

春夏交汇的季节,郁郁葱葱,繁花似锦。2019510-12日,在中华人文始祖伏羲氏的活动地、被誉为“新中国摇篮”的河北省省会——石家庄市,迎来了由河北省药学会药物经济学专业委员会主办、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承办的“第二届雄安药物经济学高峰论坛”成功召开!本次会议由北京大学医药管理国际研究中心、天津大学药学院医药政策与经济研究中心提供学术支持。药物经济学是经济学原理与方法在药品领域的具体运用,研究如何以有限的药物资源实现最大的健康产出,为临床合理用药和疾病防治决策提供科学依据。随着“国家医保目录评审”、“药物一致性评价”以及“4+7城市药品集中采购”政策的实施,药物经济学在宏观卫生决策、药品定价、医保支付、同类药品药品经济学评价等方面的应用越来越广泛、深入,已经引起广泛关注。第一医学频道对相关领域的专家进行了专访报道。

 

 

一、高校在推动中国药物经济学发展上起决定作用

中国的药物经济学发展现状总体来看有两个特点:第一,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整体的药物经济学研究力量和研究水平跟发达国家有相当大的距离。第二,中国的药物经济学科研论文的增长速度非常快,从早期的每年几篇到现在上百篇以上。研究论文主要还是来自于高校,占80%以上,基本上从侧面反映了中国高校在推动药物经济学发展方面发挥的决定性作用。药物经济学研究队伍的发展起步较晚,主要成员分布在高校的药学院,包括华西药学院、北医药学院、复旦药学院,以及中国药科大、沈阳药科大等,他们是推动中国药物经济学发展的主要力量。其他学科也有从事该研究的人员,主要包括公共卫生学院、医学院等。另外就是经济管理类院校,如我曾经执教的北大光华管理学院,以及现在工作的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卫生经济研究中心等。总体来说,高校层面有三大力量推动该学科的发展:药学院、公共卫生学院、医学院、以及经济管理的院所。

 

二、尽快出台法律法规,发挥医疗健康大数据的价值,赶上信息化革命浪潮的步伐

中国的药物经济学本质上是应用实证研究,而非理论研究。药物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论研究,发达国家在这方面先进得多,所以我们从应用开始,相对比较容易开展。药物经济学的应用研究主要涉及到数据获取。中国的医药大数据自然产生了很多,包括医院的临床数据、医保数据、以及政府其他相关部门数据等,特别是医保数据非常庞大。可是,公共大数据的使用并无一个非常有效、监管严谨的体系以及相关法律法规。公共大数据的价值发挥,一方面要解决向社会开放的问题,另一方面又面临隐私和安全保护问题。无论如何,只要缺乏相关法律条文、法律规范,既谈不上数据的有效使用,也难以提供隐私安全的保障。14亿人口的大国,时刻在产生海量的大数据,如果不能有效挖掘和发挥其大数据的信息价值,这些大数据无异于信息垃圾。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都必须建立在大数据基础上,如果14亿人的庞大公共大数据不能有效、充分的分析和利用,中国就可能丧失在以大数据、云计算为特征的信息化革命进程中的优势机会。所以,国家有关部门在大数据,公共数据使用方面,要尽快出台法律法规。人类信息革命浪潮的机遇和挑战,正在考验我们国家的政府治理、社会管理和人们的意志和智慧,就是在必要的安全、隐私保障前提下,如何最有效的充分发挥中国大数据的规模优势和市场价值。医疗和健康大数据比其他市场的大数据还要复杂和敏感,所以挑战更大,当然价值也更大。

 

三、使用药物经济学等方法,让更多药物进入医保,使企业利益和社会利益都得到保障

2019年国家医改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按照医改规划把工作任务落实到相关部委。2020年近在咫尺,十三五医改规划的目标是在明年基本满足人民群众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需求。为此,政府提出了五大制度改革的任务,包括分级诊疗、医院管理、医疗保险、药物保障和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这五大任务明年都得做一个比较全面的检讨和评估。作为药物保障制度建设的内容之一,政府几年前开始了仿制药一致性评价的工作,寄希望更好推动仿制药物的有效竞争。仿制药在各国的使用比例不断上升为大势所趋,但中国的仿制药与原研药的一致性显著差距一直备受诟病。现在,已经有一百多个药物通过了和原研参比制剂的一致性评价。在此基础上,政府医保部门出台了“4+7”的药品集中招采政策。过去,各省进行集中招标采购,现在的“4+7”政策旨在通过更大区域范围的政府招采干预,更好提升药品质量,同时更有效管理成本。要实现这两个目标,首先要保证质量可比,然后才能进行有效的价格竞争。仿制药的前期研发成本不高,推进质量可比前提下的竞争无可非议。当然,推进仿制药的竞争,可能会影响原研药的市场份额。比如说,根据政府行政的指令性干预,要求60%的市场留给通过了中选仿制药,原研药的市场比例自然减少,同时还面临价格竞争的压力。 

推进政府的行政干预措施,必须注意把控政策尺度。比如,为什么是60%的市场留给中选仿制药?该比例是高还是低,怎么得来的?都需要研究和探讨。据说,政府有关部门可能会在下半年对“4+7”政策进行综合评估,决定是否推广到更大范围或者全国实施。个人认为,这个评估非常重要,应该集中考察实施以后的影响,是否有利于提高人们使用药品的可及性,是否有利于提高医药卫生服务的质量,是否有利于医疗成本的有效管理。另外一个重要政策是即将开展的国家医保目录的全面修订。2018年,政府特别进行了肿瘤药物的增补完善,探索了如何更加透明、科学、有序地进行公平有效的药物遴选,这为今年开展全国医保目录的更新提供了经验。在此过程中,药物经济学专家发挥了更好作用,他们查阅、分析现有关于待选药品的药物经济学文献,企业也可以提供相关资料,在此基础上进行药物经济学的综合评估和推荐。最后,专家们再与拟推荐药品的企业进行对等谈判,讨论是否具有进一步降价的空间,旨在促进企业利益和社会利益都能得以提高。

 

四、发展药物经济学,也有利于遴选最具价值的医学技术,管理好医疗卫生成本。

药物经济学及其评估的发展,最直接的意义是推动医保目录和价格形成过程中,能够更好遴选成本效益价值更高的药品,从而既能使患者更好受益,又能使企业得到更好回报,也使医保部门能够更好管理预算。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推进药物经济学的应用发展,其紧迫性和重要性都非常显著。当下,中国人均收入在9千美元上下,其医疗卫生费用占GDP的比重为6.5%左右,这个比例相当于OECD国家在六十年代的水平,然而他们同期的人均收入已经高达人均2万。也就是说,中国医疗卫生费用占GDP的比重已经远超发达国家在同等收入水平的比例。究其主要原因,根据权威研究,医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和问世是决定性因素。当然,这首先是人类进步的福音,它使得落后国家在收入更低阶段,就能够享受到发达国家更高阶段的医学技术。从这个意义上讲,得益于全球化,发达国家研发的科学技术能够更早和不发达国家分享。如果没有全球化以及先发国家的医药技术研发,我们即使想花GDP6.5%到医药服务上,估计也难。道理很简单,以今天的CT等先进影像技术为例,如果我们还只有X光机,对于很多复杂的肿瘤诊断,诊断费用能够比80年代高到哪里去呢?当然,肿瘤的有效诊疗水平也同样会低下很多,人们的寿命和生活品质也要打不少折扣。可以预期,在人类的未来发展过程当中,医学技术还会不断进步。从而,人类一方面将享受更好的医学技术,让寿命更长、健康更好;一方面也得为此买单,因此配置更高比例的资源到医药技术的长期趋势不会变。因此,药物经济学评价的作用必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使经济学的成本-效益成为国家医保制度遴选优先医学技术的核心原则。

 

五、把药物与医保、医疗服务体系相提并论,在中国是一个阶段性特征

卫生经济学评估是一个大概念,包含对所有医药卫生技术的成本效益评估。药物经济学是卫生经济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主要针对药物进行评价。在当前发展阶段,中国医药卫生费用的药物开支占比在40%以上,体制性原因为主,非常复杂。因此,药物经济学在整个卫生经济评价里更为突出。由于这个特殊的背景,“三医联动”改革成为中国医改的一大特色:医保、医疗、医药。在过去相当长时间里,医改还聚焦在所谓“以药养医“的顽疾靶点上面。参考发达国家的制度安排,情况并非如此。因此,我相信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阶段性问题,也许通过进一步的更有效改革,若干年后能够回归到和大多国家一样,医药不再成为国家医改的中心靶点,科学诊疗、综合服务、温馨康复成为医疗体制的核心内容,是为正常、健康、可持续发展的服务体系。

 

六、药物经济学不仅要关注药品价格本身,还要关注药品对其他费用的节约

作为医院药剂科的专业人员,对药品的属性应该比其他医务人员更了解更为全面。因此,他们如果能够把更多精力用在对医生处方的把关审核、调整建议上,将非常有助于提高药物使用的质量和成本管理的效益。根据药物经济学的原理,处方药物和其他药物进行对比,不仅要看比对药品的直接效果和成本费用,还要综合考虑是否缩短住院时间、提高患者的感受状态、以及是否减少副作用和并发症等方面的问题。简言之,药物经济学不只关注比较药品价格本身,还要关注使用药品以后在其他服务的使用和费用变化。药剂科专业人员还有一个优势,就是能够观察到很多药物使用后的真实数据,他们可以和科研院所一起进开展合作研究,这会使药师的工作变得更有意思和更有价值。从经济学效率角度看,如何通过信息化和人工智能等手段,把药师从“开瓶配药”的初级劳动中解放出来,转型升级做更有价值、更好发挥其比较优势的创造性工作,将是一项非常值得大力推动的医改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