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世界：一方面，它持续地给世界经济带来打击，全球供应链体系备受挑战；另一方面，疫情的爆发与蔓延给各国公共卫生体系带来诸多反思。目前来看，疫情对经济全球化与公共卫生体系的影响成了评估新冠疫情蔓延后果的重要问题。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国务院医改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刘国恩日前接受《每日经济新闻》（以下简称NBD）记者专访，针对当下热议的“经济内循环”、分级诊疗等话题，分享了他的看法。

NBD：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到方方面面，疫情全球蔓延与经济全球化的关系是疫情期间的重要议题。在您看来，此次疫情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经济全球化进程？当前很多观点提到“逆全球化”，您对此如何看待？

刘国恩：首先我们应该明确，“全球化”并非是一成不变的概念。随着时代的发展与变化，全球化的内容、形式与规则也在变化和更新。如果我们仅把以前所说的“全球化”简单复制到现在，我们确实可以说当前出现“逆全球化”，或者说全球化已经被抛弃。但我认为应该要在新的背景下重新定义“全球化”，全球化在当下有新的内容、形式与规则，全球化本身不会逆转。

NBD：现在国内在强调“经济内循环”，您认为这个提法的内在逻辑是什么？据您观察，如果要实现经济内循环，需要有哪些要素支撑？当前是否已具备相关要素？

刘国恩：实际上，“经济内循环”并非新说法，而是长期以来的常规行动，我们早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时就提出扩大内需，一方面是为了减轻国家的外贸压力，另一方面也确实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之所以我们现在更加强调“经济内循环”，其实是希望能进一步扩大国内市场的作用。

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内循环强调的是，当前国内市场在哪些方面尚未充分发挥作用，我们针对性地去提升，但这绝不意味着否定外循环，二者并不是对立、相互冲突的概念。打一个比方，如果我们的血管在某些地方不通畅，也要进行疏通，让整个血液系统更好地循环起来，但与此同时，我们也需要外部的空气和水，不能与外部生态系统割裂、对立。

从另一方面来说，内循环强调的是内需市场，所以至少在中国境内，我们要进一步开放，只有开放才能让市场有更多选择，只有让市场发挥更好的作用，才能保证投资的方向是正确的。倘若内循环不能提高投资效率，无法对接市场需求，那这样的内循环无异于是作茧自缚。以投资为例，我们在投资第一轮的时候，或许可以直接促进当年的GDP，但未来这笔投资能否获得更多回报，取决于投资的方向和领域是否正确。要做到这一点，我认为唯有坚持市场经济，而市场经济的根本就是市场开放。内循环就要求我们在省级行政单位之间进一步加大开放力度，充分发挥竞争机制，提高内循环的资源配置效率。

NBD：疫情当前，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面临重大挑战，您认为这种挑战下，企业和政府应该怎么做？

刘国恩：我觉得企业应该更多地去寻求市场需求释放出来的信息，而市场需求释放出来的信息能否更好地被企业捕捉到并加以利用，进而更好地配置企业的投资资源，又取决于相关政策和市场的开放程度。

政府在资源配置方面，应该把重点放在法制法规建设，并为市场规则保驾护航。政府不宜过多地直接配置资源，资源配置主要让市场主体去做。更为开放、中性竞争的制度环境，有利于企业进行最优资源配置，更好地对接市场需求。满足市场需求是企业的生命线。

NBD：中国从2009年启动新医改，十年来，您觉得新医改最大的成果在于哪些方面？您如何评价这场改革？当前医改进程上有哪些机会和挑战？

刘国恩：我认为医改的最大成果，当属在多年努力下，我们终于完成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的制度整合，从制度层面消除了城乡医保差异，消除了对农村地区的歧视，这一点我认为怎么去褒扬都不过分。新医改从制度上消除了城乡差别，这一点可以说为中国其他行业、其他部门作出表率，中国应该往这个方向上更好迈进。

当然，现在医保制度的进一步完善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包括现在的支付手段改革。医改的另一项任务就是如何推动分级诊疗，让医疗资源往下沉，比如推进社会办医，医生多点执业、自主执业等，这将是我们未来在医疗行业供给侧改革方面的大规模工程，如果我们能在这方面有所突破和进展，医疗服务供给侧的效果将大幅提升，而这也是目前医疗制度的短板。

NBD：新冠疫情给全球的公共卫生体系提出了巨大挑战，疫情期间国内对分级诊疗也有较多反思，您认为当前国内分级诊疗现状如何？

刘国恩：相对而言，分级诊疗的进展不大。大医院占据很多资源，中下级的医疗服务机构面临挤压，但非一线城市的医疗需求又很大，很多人跑到上级医院，造成资源浪费。无论从哪个方面看，这种情况都不应该持续下去，对供方、需方乃至整个社会都无益。所以推进分级诊疗、鼓励社会办医、注入市场资源，是深化国家医疗改革必须要进行的重要任务。

来源：每日经济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