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新冠病毒肆虐，不仅严重威胁人类健康，同时引发各国经济增长、社会稳定以及全球治理的空前危机。

 

全球健康作为人类发展的核心主题，重要性与紧迫性深刻突显。

 

中国作为崛起中的大国，有力扭转了疫情局势，并尽己所能地为有需要的国家提供大量支持和帮助。当下，在全球抗疫之战仍处于焦灼、面临疫苗配给挑战的关键阶段，中国的行动还在继续。

 

12月22日，北京论坛（2020）全球健康分论坛暨北京大学全球健康发展研究院成立庆典，通过线上和线下的方式隆重举行，北京大学宣布将以跨越国界的视角，调动全校优势资源，打造应对全球健康与人类发展挑战的中国顶级研究机构，其意义具有空前的及时性、深远性和重要性。

 

全球顶尖学者和思想领袖韩启德、陈竺、毕井泉、陈冯富珍、萧庆伦、高福、刘国恩、劳伦斯·萨默斯、马克·麦克萊伦以及北京大学校领导邱水平、郝平、林毅夫、张维迎、周其仁等悉数到场或视频连线致辞，级别之高，业内罕见。

 

借此机会，医趋势在现场独家专访了研究院首任院长、北大国发院博雅特聘教授、国务院医改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刘国恩，探寻研究院成立的背景与初心，并从更为宏观的层面探讨了中国医疗产业的转型与未来。

 

▲研究院首任院长、北大国发院博雅特聘教授、国务院医改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刘国恩

 

独一无二的交叉学科研究优势

 

医趋势：请分享一下研究院成立的初衷。

 

刘国恩：首先，全球健康顾名思义关注的是人类共同的健康问题，重点是从一个国家延伸到其他国家，比如说这次新冠疫情蔓延，对整个人类是一次深刻地教育，它不仅仅涉及到一个国家以及几个国家的合作，而是整个人类命运受到的挑战，70多亿的人类物种面临着微生物种-新冠病毒的空前袭击。

 

全球性问题的解决方案和干预行动，以前主要是发达国家在主导。

 

现在，像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也逐渐发展到了既有能力，也有责任来更多地参与到全球事务当中。

 

我们已经不再是一个连自己都顾不过来的贫穷落后的状态，现在虽然算不上富足，但从市场的经济规模、国际影响、技术能力都已经跨过了温饱阶段，所以说中国是越来越具有能力，也越来越有责任站在人类的角度来考虑人类共同的健康问题和挑战。

 

医趋势：既然叫全球健康发展研究院，那么“发展”二字从何体现？

 

刘国恩：健康发展是一个非常广泛的概念，不仅仅是医疗卫生行业的问题，而得置身到整个人类发展的框架来进行综合考虑。因此，全球健康需要医疗卫生跨越到其他多学科进行交叉融合。

 

比如新冠疫苗的跨国供给问题，其难度不亚于疫苗本身的研发。因为，疫苗的跨国涉及到跨国的技术转让、产品流通、监管、定价、税收安全以及风险管控和解决纠纷机制等一系列问题，并非单纯的医疗技术规范能够独立完成的任务。社会、经济、政治、外交都得派上用场。

 

北京大学除了基础雄厚的公共卫生和医学中心之外，同时还有非常全面的经济、管理、政治、外交、人口、环境等人文学科。因为这样的综合资源优势，北京大学在现有的医学部和全球卫生系的基础上，融合北大校本部的人文交叉学科，奠定了全球健康发展研究院的坚实基础。

 

就研究院目前的医疗卫生、人文学科的交叉融合而言，这在中国恐怕独一无二，即使在其他国家也鲜有如此，这是北大的独特之处。

 

医趋势：这种独特之处意味着什么？

 

刘国恩：独特意味着创新挑战更大，任务更为艰巨。既然有了独特的基础和定位，就得往这个方面去发展，我们的工作、任务、目标就不能够简单照搬和重复已有的东西，而要进行开拓性的发展壮大。

 

近年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中国对外发展目标的庄严承诺。北大全球健康发展研究院的建立和任务规划正是践行这一承诺的具体行动。

 

内循环下，需要“无形”商品支撑新一轮经济增长 

 

医趋势：疫情发生以来，在全球出现了一些政治、经济分化的现象，甚至而且还有“去全球化”的声音。中国的一个应对方法就是“双循环”战略的提出，您认为它的内在逻辑是什么？

 

刘国恩：“双循环”是顺应中国经济和市场所需，也是顺应全球化趋势提出的经济发展模式。

 

一方面，中国的经济发展规模越来越大。过去的40年，尤其是新世纪的20年发展快速，真实经济增长率高达百分之八以上，几乎是上个世纪最后20年平均增长率的两倍。

 

为什么在新世纪增速这么高？

 

在诸多因素当中，最重要的之一应该是新世纪初加入了WTO，使得我们能够全面地对接世界市场，迅速成为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制造业大国。制造大国的产品谁买单？全球化下的世界市场。为此，过去若干年来中国经济一直被认为是出口导向型的增长模式。

 

因为2008年以来的金融危机，世界经济并未完全走出低谷阴影。今年的新冠疫情，让全球经济活动雪上加霜，购买能力大幅下降，自然严重影响到中国产品的出口。

 

另一方面，任何经济体在不断增长的进程中，都会面临产业结构需要不断转型升级的必要，其典型特征就是有形物品作为主要角色逐渐减小，代之以非有形物品的服务主导的一个进程。

 

为什么呢？

 

因为当基础物质需求达到相对饱和的时候，人们必然逐渐向更高层次的无形服务性的需求升级，包括健康安全、健康促进、医疗服务、教育服务、咨询服务。目前中上收入的国家，每年经济增长的大头都是源于服务业的贡献。从实际数字来看，发达国家经济的服务业所占的比重都在70%以上。

 

中国经济的服务业在近年越过了50%大关。可以预期，在中等收入体不断迈向更高收入水平的进程中，包括工业品、农业品在内的物质需求比重将会进一步缩小，而现代服务需求必然越来越成为支撑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

 

然而，相对有形物品，无形服务的提供往往涉及服务人员的劳动，因此跨国交易成本更高。比如，美国人很难到中国来就医；日本人很难到中国理发。因此，当经济发展到了更高阶段，就必然增加对对国内服务业的需求，自然提高“双循环”模式的必要性。

 

医趋势：把“双循环”放到医疗行业，如何解读？

 

刘国恩：有必要强调的是，“双循环”模式千万不要理解为要刻意缩小国际循环的市场规模。相反，国际循环需要继续保持和加强开拓。与此同时，国内市场的循环规模和循环效率的潜力巨大。如果能够通过“双循环”模式的政策措施，进一步降低国内市场活动的交易成本，促进更好的资源配置和要素流通，就能够进一步提高中国经济的整体生产率水平。

 

具体到医药卫生和健康服务市场，国内潜在需求不仅巨大，而且随着收入水平的上升，必然还会加速增长。

 

一方面，因为中国全民医保制度的不断完善，无论是国家医保产品的范围，还是医保支付的力度，都在不断提高居民看病就医的可及性。另一方面，国内医药产业的技术研发能力和水平不断上升，加上近期欧盟-中国投资协议的达成，欧洲国家的医学新技术引进中国市场的步伐加快，相信会大幅促进中国医药卫生市场的总需求。

 

另外，在《健康中国2030》的引领之下，满足健康人群需求的新兴健康服务类产品也会更好发力，进一步促进全民对健康服务品的需求。

 

因此可以预期，只要能够正确、顺利的推进“双循环”的发展模式，中国经济有望在未来数年实现可持续增长。而基于“双循环”的发展模式，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源泉会更多来自内需增长的作用，其结果不仅惠及中国居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也有利于世界经济的增长。因为在“双循环”模式下的中国经济增长，成就的中国不仅再是个制造大国，还将成为新兴的消费大国。

 

模仿也是创新，不能再依赖弯道超车

 

医趋势：在新时期下，创新已经成为了中国医药企业的“必答题”，您如何看待当下中国医药产业的创新环境和进程？

 

刘国恩：经济学家熊彼特讲，创新必须是一个创造性的破坏。

 

是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创新产品，取决于两个条件：第一，有没有价值和创造性；第二，能不能形成有效竞争，将现有产品取而代之。

 

这种意义上的创新当然要求比较高了，中国现在绝大多数的产品还未达到这个阶段。医药产业创新也一样，事实上新药的创新更为复杂和困难，所以可行的做法是先好好学习、认真模仿，对于后发国家自身而言，有效模仿也是一种创新。

 

其实，我们能够学的更好、更到位，也是了不起的成就。比如仿制药这项工作，也有好多可以提升的地方，从生物等效性、质量稳定性、降低不良反应等关键方面都可以做得更好，只要坚持精益求精的科学态度，质量不打折扣，价格还能降低，也是了不起的本事。

 

当然，创新药本身是非常耗时、耗钱，充满了不确定性，十多年的研发周期非常正常。所以对中国来说还是挺艰巨的一项任务。我认为，发展肯定需要时间，科学路上难以绕道而行，所谓弯道超车并非易事。绕道似乎避免了一些现有问题，但可能遇到的新问题恐怕更多，所以还不如给自己一些时间，踏踏实实开展基础研究。

 

我相信中国创新能力随着时间推移会不断提高。

 

医趋势：您如何看待医改控费政策和创新之间的关系？

 

刘国恩：现在的有关政策是不是能够促进提升创新能力，我觉得还需要仔细思考，促成更加有效的措施。

 

最近几年，医保的相关政策也在考虑创新的价值，但有的时候医保也受制于预算问题，就这么多钱，每个产品创新考虑多大的补偿，也取决于真正创新的价值有多大，而不是每个新品种都给同样的支持，这就无法体现把有限的资源用在刀刃上的原则。

 

而怎么评定一个药物创新的程度，需要更好的科学依据、系统的数据支撑，主要集中在临床效果、不良反应以及费用节约三个方面进行系统考量。

 

创新不能期待“一口吃个胖子”，现阶段把基础做扎实一些，基于自己的实力、能力来开展创新工作，才是可取之道。

 

 

一国蝴蝶飞起来，有可能压倒另一国的某个企业

 

医趋势：疫情暴露出很多公卫体系的很多短板，今年两会李克强总理提出拿出2万亿提振经济，其中一个重点就是要用于公共卫生体系建设，您怎么看待经济发展与公卫体系建设之间的关系？

 

刘国恩：这次新冠疫情爆发，确实让各个国家都更加深刻认识了公共卫生传染性疾病。因为传染性疾病爆发的随机性很高，有可能百年一次，也可能几年一次。过去一个世纪以来，自1918年的西班牙大流感之后，人类觉得好像我们的运气和应对能力远超祖先了。新世纪的大型流病包括非典、HIN1（猪流感），但是都给人们一个错觉：它们来得快，去得也快。

 

但这次新冠病毒跟它们完全不是一个概念，因为有大量无症状的隐性患者，混在人群之中，难以辨识和防控。

 

新冠这样狡猾的病毒，让世界各国再次意识到，微生物种对后工业文明的人类袭击，可以更为狡猾方式进行传播，对现代社会形成巨大的威胁和伤害。所以很多国家都在做出类似的承诺或者真实的行动，把更多的资金配置到大型流病的防控上面去，建立更有效的防控体系。

 

也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如果面临下一次微生物种的袭击，期待人们的应急反应可能会更从容一些。

 

医趋势：如果国外疫情持续蔓延，将对中国经济有何长期影响？

 

刘国恩：这次新冠爆发，我想也是给全球各国一个重要警示，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对大型流病的防控需要站在更高的视角，特别需要进行跨国管理和合作。因为病毒不分国界，比如一个国际航班，隐性患者根本无法识别，他自己也不知道，落地到另外一个国家，就会快速传播。

 

面对病毒，持久战的准确是需要备粮食、物资，而这些都需要经济支撑，所以宏观经济的增长不能长期停滞。中国经过了几个月的发展撑，经济开始大幅复苏，而其他国家可没这么幸运，如今仍然还在度日如年的艰苦抗疫。

 

不过在全球化下，我们很难独善其身。一方面，我们难以彻底关闭国门来防止输入传播；二是他国居民都呆在家，全球市场购买力必然下降，致使国内大循环所需的内需压力增加，所以我们的任务也很艰巨。

 

如果外需、内需不足，产品滞销，对生产企业而言，等于没生产，进而影响工资和消费，进一步导致经济周期的恶性循环。所以说，其他国家经济状况不好，就象一只蝴蝶飞起来，有可能把另外一国的企业压倒。因此，对于全球化下的人类发展而言，没有什么比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际行动更重要的事了。

 

北京大学为什么要成立全球健康发展研究院呢？

 

北京大学成立全球健康发展研究院，旨在调动全校优势资源，把全球健康置于人类发展的框架，探索人类健康重大议题的应对方案，推动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提供全球健康与服务市场的公共产品，促进人类共同发展和健康福祉。

 

与此同时，加强全球健康治理人才的队伍建设，突破人才瓶颈，提高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使之更好地承担维护全球健康的国际重任和公共义务，推动中国更好融入世界包容性发展的文明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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