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和政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紧密地将世界推向了一起。全球化带来的好处是巨大的，这是由于思想、文化、挽救生命的技术和有效的生产流程之间的共享越来越多。然而，全球化的好处仍在经受考验，部分原因是这些好处尚未惠及世界上数亿穷人，部分原因是全球化带来了新的国际挑战，因为世界某一地区的动荡可以通过恐怖主义，武装冲突迅速扩散到其他地区冲突，环境恶化或疾病，如艾滋病在一代人的全球范围内急剧传播所证明的那样。”2001年世界卫生组织《宏观经济与健康：经济发展的健康投资》报告论文的卷首语，点出了全球化对疾病的传播的影响，也呼应了如今新冠疫情持续发酵下，全球人类社会所面临的困境。

空前的全球化带来的发展契机，同时给人类带来了潜在挑战和威胁，其中包括疾病的传播。但遗憾的是整个人类并没有认真地对待全球化过程中潜在的问题。以著名的全美经济研究局（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历年发布的学术期刊讨论稿为例，作为全世界经济学界最有权威学术组织，其学术产出很大程度上代表全球经济学界的主流方向，但其在过去数年发表的相关讨论的主题鲜有涉及到全球化对疾病大流行的影响，过往15,000篇工作论文当中，仅有一篇论文涉及全球大流行病主题。而新冠疫情发生以后，全球化带给人类的影响将会被整个世界重新审视，这对人类而言既是挑战，亦是一次洗礼。“地球越来越平”这句话须被更加深刻地认识。

首先，刘国恩老师通过将人类战争和微生物袭击对人类的杀伤力进行对比，提醒人们需要重新认识到自己一直与风险同行的处境。据统计，过去2000多年人类受自身战争威胁的有记载的死亡人数为4亿5000万人次；而在同一个时期，从古代公元前500年算起到现在，人类与细菌病毒等微生物之间冲突导致的死亡，共计高达4亿6700多万人次。这两个数字足以说明在过去2000多年的发展进程当中，最小的微生物对人类的威胁不亚于人类之间战争造成的威胁。

作为迄今所知的最小微生物种，新冠病毒对人类社会造成的巨大影响是可怕的，科学家们希望通过分析了解其影响的决定因素，政府干预、民族文化以及自然力量是其中三个重要的变量。在评估新冠病毒对社会造成的影响时，常采用的“感染率”（即每百万人中确诊感染人数）、“粗死亡率”（即每百万人中确诊死亡的人数）和“病死率”（即每百万确诊感染患者中死亡人数）三个指标就体现出了显著的区域集聚特征。数据表明，新冠肺炎的感染率与粗死亡率在全球各个国家的分布情况非常复杂，呈现出区域内部同质性强，区域之间差异较大的特点。究其原因，刘国恩教授认为，政府防控手段在其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同时区域内部趋同的民族文化因素的作用也非常重要。一定程度上，地区文化决定了民众对防控政策的配合程度。以中国和法国不同的新冠疫情数据记录为例，“生命权至上”的文化和“自由权至上”的民族文化与防疫政策的相容程度不同，产生了对新冠疫情防控效果的不同影响。刘国恩老师强调，政府实施的防控政策以及民族文化所决定其配合的程度，正是科学评估抗疫的阶段性结果不能忽视的重要信息。

新冠疫情无疑对社会各方面造成了巨大冲击，其中国民经济和健康领域遭受的冲击备受瞩目。数据显示，目前为止全球GDP预计相比2019年倒退4.4%，即便是中国，在今年能够实现正增长的情况下，相比过去40年来的增长也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大幅下行。据世界银行估计，全球有近1亿5000万人会重新回到绝对贫困的状态。通过与以往历次经济危机进行比较，可以得出新冠疫情得以重创全球经济的关键原因——“供需关系”的严重失衡。大多数历史情况下，经济危机产生于经济结构本身出现的问题，由总需求不足引发的经济疲软，进而导致供给侧的产品和服务滞销。但此次新冠疫情中不仅需求减少，同时供给侧一端的生产机构、生产部门企业不得不采取自我约束的“自残”行为，大范围停工停业。两端停摆的情况造成了新冠疫情对经济的猛烈冲击。

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更好地应对未来的新冠疫情对经济的影响，让经济更好地复苏，就要掌握需求侧和供给侧的运行。刘国恩老师认为，复工复产是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人类社会的重要议题，这要求人类在复工复产和健康的维护之间寻得一个最佳的平衡，分析解决经济的复苏和健康的保障之间取舍的决策问题。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哈吉祥·柴提（Raj Chetty）应用美国地区真实数据，按照产品分类进行影响路径分析，将今年新冠对美国经济产生的负面影响和2008年的金融危机相对比并得出结论称：相比耐用消费品和非耐用消费品，新冠疫情对服务产品造成的打击空前严重。这一结论有助于指导选定促进供给侧经济复苏的政策切入口。同时，刘国恩老师指出，在总需求不足的情况下，短时间内利用投资促进中国经济复苏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也需要认真对待市场中的投资优化与投资回报的问题。目前，中国经济已经步入发展方式结构性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亦即2020年夏天党中央国务院所提出的中国经济双循环发展模式的新阶段。

新冠疫情与金融危机对美国私有部门的经济冲击，数据来源为哈吉祥·柴提教授论文“ The Economic Impacts of COVID-19: Real-Time Evidence From Private Sector Data,” 2020。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可以分为上世纪最后20年与新世纪初20年两个阶段，两阶段中国GDP的年真实增长率分别是4.5%和8.1%，而后者经济的快速增长相当程度上得益于加入WTO后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全面对接而获得的全球化红利。刘国恩老师认为，之所以要提出双循环模式的转型发展目标，正是因为近20年来中国对外经济的迅速增长，使得目前中国经济和国际经济紧密相关，贸易依存度从改革开放支出的10%已经上升到了40%左右。在此背景下，全球化的结构变化以及新冠疫情的冲击，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型提出了更为紧迫的要求。刘国恩老师强调，双循环目标并非意指关小对外经济开放的大门，相反，是在继续保持对外经济继续开放的前提下，如何更好盘活中国国内经济、使得中国国内的需求和供给之间的关系更顺畅的路径。这一路径的探索和实践，就对国内改革提出了进一步保障需要供给侧和需求侧更好对接的要求。

通过中国宏观经济需求状况与发达国家进行对比分析，不难发现中国居民的最终消费水平为生产总值的40%，而发达国家达到70%左右，说明国内经济循环仍有巨大发展潜力。为激活国内居民购买力，提升国内经济循环发展水平，刘国恩老师提出了三点实现双循环目标的制度改革建议：第一：推动农村居民的城市化进程；第二，进行旨在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分配制度改革；第三，完善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障体系。通过有效的改革举措，实现激活国内居民消费需求，促进初次收入分配中居民个人可支配收入的提高，同时降低居民消费结构中个人医疗支出的占比，都能够成为中国未来实现双循环模式的重要支持力量。随后，刘国恩老师以医保支付手段改革为例，强调科学、合理的决策过程是改革发挥实效的关键，采用专业技术帮助决策，如经济学的“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可以帮助决定哪些药品纳入医保目录，能够更好解决全民医保中“买什么”和“如何买”等关键问题。

基于多项证据指向的“新冠疫情或将持续存在5年”的现实考量，在继续加强对新冠病毒进行防控的同时，医疗制度还需要考虑长期内其他同样极度耗费资源的慢性疾病对人类生命的威胁。在此意义上，价值医学必须全面而系统地考虑医疗体系的改革举措，做好长期抗疫的准备。基于运用专业技术进行“科学抗疫”的主张，刘国恩老师提出两项具体举措：基于风险评估的“靶向”措施和紫外线技术的开发应用。就“靶向”防疫措施而言，刘国恩老师通过综述大量流行病学研究和对比分析西班牙、韩国、中国、意大利四国的新冠疫情感染数据，提出将“年龄”作为识别的重要条件，针对不同人群采取更加精细化的防疫管制。数据表明，不同年龄段人群感染新冠病毒风险水平相异显著，青少年和儿童群体感染风险远低于高龄老年群体。因此，针对不同年龄段人群可以采取差异化的防控措施，保障低感染风险人群的复学、复工需求，维持经济和社会秩序。同时，刘国恩老师指出，已有计量结果显示紫外线的暴露程度对新增病例具有显著而稳定的抑制作用，人类社会可以采取政策措施，推进紫外线应用的研发与应用，发挥其对新冠疫情的抑制作用。

最后，刘国恩老师提出，新冠疫情作为人类重大公共卫生危机，既是“危险”，也是“机遇”，其迫使人们进行制度技术手段的创新。我们不应该浪费人类为抗击相关病毒付出的巨大代价，而要把握住这个挑战背后的机会。从经济政策方面来看，为应对新冠病毒的这种挑战而去改进和完善现有经济分配制度，促使人类重新考虑经济结构中最脆弱的一部分群体。因为穷人的储蓄、雇主保障最为薄弱，首当其冲成为经济下行的最大受损者，这些人群应当首先获得政府财政政策的救助补贴。

更值得注意的是，新冠疫情之下，中国经济转型的问题表现得格外紧迫。世界银行行长托森伯格认为，中国经济目前正在进行由资本驱动到知识驱动的转型。创新思想的交流和市场优胜劣汰机制变得越来越重要。除非知道市场需求来自何处，否则盲目投资增加供给毫无意义，甚至面临收不回的困境。因此，创新思想的交流和市场优胜劣汰机制越发重要，促进资源流向高效主体。就经济政策而言，应该更多地通过市场机制来加大投资资源配置的力度，使得投资尽可能地从低效的投资领域转向高效的投资领域。针对政府的公共项目财政支持，刘国恩教授强调，我们应该认识到医保、教育等公共产品受到经济价值低估的问题，目前的GDP计算是基于计价产品的价值，但大量公共教育、基本公共卫生项目等并未收费计价，因此，除了被视为“支出”，其对“创造”财富的贡献大幅低估。因而应从政府投资收益中为社保医保教育提供必要的保障，既合情也合理，尤其是出于对流行病的外部性代价与相应干预措施的成本之间的考量。刘国恩老师认为，政府未来的财政政策还有很多完善的空间，能够为教育、医保、社保等制度建设提供更为雄厚的财政基础。

张大庆老师和刘国恩老师在讲座现场合影

在场观众提问环节中，刘国恩老师和张大庆老师就观众提出的“如何评价美国抗疫成果与中国之对比”的问题，发表了观点。刘国恩老师回到影响新冠疫情防控效果的三个因素。首先是和政府推进的防控措施的实施程度高度相关，毋庸置疑，更加严格的措施才能有效防控疫情。其次刘国恩老师提示要全面的理解民众的配合程度在不同国家的差异性。美国民众对防疫政策的有限配合程度事实上反映的是居民支配生活自由度与更高感染代价的取舍。对比而言，中国民众更愿意以个人自由度为代价换来更安全的公共空间的疾病管控。这其中正是涉及到第三点，即文化影响的价值取舍，中国民众更愿意让渡个人的方便自由度，正是大家共同具有生命至上的价值观，影响到了具体政策配合层面的抉择。在不同民族文化的价值取向上，差异显著是肯定的，但对错论断则不易。张大庆老师在此基础上提出应当在一个全球化的背景下、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之间，做到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包容，这样才能够更好的相互交融。在应对现代化的巨大挑战和全球化越来越封闭的危机状态下，国家和民众都在不断地推进和世界的交流与交往，否则的话大家都高墙壁垒，互不来往，可能会对于经济的发展产生更加严重的一个影响。而借助这次新冠危机的这个机会，能够让我们不同文化的民族去更好的理解对方的行为背后的原因，相互理解的话，从长远来看，可能有助于外交、政治领域的国际关系，去构建更良好的相互理解的大环境。

责任编辑：王东宇、周诗雨